魏晋南北朝时期官学种类的分化与学科内容的扩大，具有混合一体的关系，即学校的设置与学科的设置，尚未分解成两个独立的，或相互包孕的概念；在这种意义上，一个新学科的建立，就意味着同一专科学校的出现。
学校类型和学科门类的扩大，反映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学术文化事业多方面发展的成就，也体现了当时文化学术的多元性特色，促进了社会文化事业的进一步发展。同时，也为完备的唐代官学体制和学科文化建设，奠定了历史基础。从这种意义上看，魏晋南北朝时期实为古代官学的飞跃发展时期。
魏晋南北朝时期，官学的经营和办学手段具有多样性的特点，为后世官学教育提供了各种有益的先例。官学经营颇具特色的主要有后赵、宋、齐、梁和北魏的官学。
后赵石勒有功于教育者，一是扩大了小学的名目，反映其办学形式的多样化；
二是颁定了郡国立学的诏令；
三是采用了分科教学的形式。
南朝时期宋文帝崇尚文治，元嘉兴学，设置四学，即不拘常规，因人而立。这种办学形式，可谓对教师迁就备至，既有礼贤下士的因素，也反映了当时办学观念的灵活多样。
南朝梁武帝办学也颇有特色。梁武帝所设五经博士，本为汉魏传经，但不同的是，梁武帝将五经分设五馆，这是古代官学史上最早的经学专科学校，在办学形式上也大大突破了汉魏的旧学模式。
齐武帝于485年兴学，因世家大族出身的国子祭酒、临沂王俭精通礼学，谙究朝仪，遂省总明观，将学士馆开办于王俭家宅。这种门阀家学与官学合流的形式，在古代官学史上也是独一无二的。这种现象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南齐官学的衰败和门阀家学对官学的兼并。
北魏时期办学是其汉化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，与此相应，北魏时期官学也以此政策为办学宗旨。比如为学生授官品之待遇，就反映了北魏时期办学并不完全拘泥于汉学的传统，因势而设，注重实际的特征。
魏晋南北朝政权，虽然多是在战乱中建成的，但仍然将视学、养老、释奠作为官学的古老传统，其宗旨在于昌明政教法令，显示帝王养贤尊德、重视文教的意愿，对全国教育的发展具有法定的指导和示范作用。
晋代诸帝多躬讲《诗》《书》《孝经》《论语》，亲临太学释奠祀孔。南朝宋文帝也重视释奠、视学礼仪，并因袭晋制，由太子释奠国子学，讲授《孝经》。
其后，齐、梁、陈诸朝朝廷，也多有视学释奠活动。北魏朝廷十分重视养老、释奠礼仪以此标榜名教，倡励儒学。
